在任何国家，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不创新，不改革，都会遭遇新的陷阱。
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继续高度依赖投资还是以扩大消费为主？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实践证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适应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要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在改变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制的同时，通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协调，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解开城乡二元方程。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能否首先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更需要尽快成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出台中长期改革规划，合理选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的推进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在中国最喜欢投资和收购的领域中，能源资源类、制造类占百分之四十八。
关心GDP增长率，从长期看，对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没有高增长的经济很难赶得上发达国家。」自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开始，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热潮不仅没有减慢而且每年都在上升，今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不应刻意追究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来源，我们很多企业头顶上有一把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有罪了。政府和市场、投资和内需、国企和民企、效率和公平依旧是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难题。
」宏观调控要打组合拳政府干预过多，使得市场永远像是襁褓中的婴儿，这是「不可持续」的一大症结。人们开始反复谈及海外投资、兼并、移民，开始畅想人民币国际化并提上日程，似乎没有不敢想的。
除此之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金还反对将国企和民企成分划得太清楚，「都是中国企业，过分的强调名头有什么好处？政府层面上要建立互信的氛围，企业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服务的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告诉亚洲周刊﹕「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速度开始放缓，这个时候世界都寄望于中国政府出手，企业都在哭，还好政府顶住了。十二月十五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二零一三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天时方面，是尼克松需要增加预算，需要外来资金。
年末的两大收购更是惊?全球。经济增速放慢几乎是上上下下的共识。此外，中国的企业集团买下美国国际集团公司旗下飞机租赁公司--国际租赁金融公司百分之八十点一的股权，这也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收购案。不能让人家了解你，这个问题就很大」。
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能够实现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型，不能提高效率继续靠增加投资来维持增长，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一个投资回报递减和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双重压力，最终导致危机。在蔡昉看来，二零一二年GDP增长百分之七点七，失业率百分之四点一，和往年差不多，并完成全年的新增岗位目标。
对经济增速的转变来源于一个政界和经济界达成的共识--中国不再要一个「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经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论坛期间毫不避讳地谈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希望中国能够少讲一点特色，多讲一点社会主义，这个因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社会主义很小，而特色太大了，那个特色又有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抑制了市场的活力，政府想人为影响经济波动周期，但其结果就是下次反弹会更大，进而必须使用更强大的组合拳抑制反弹，由此造成恶性循环，一拳要比一拳打得重才能把问题解决，这就形成了不可持续的问题。「其他潜在的买方要考虑投资回报可能是在三至五年，但中国企业如果能预计到收购的企业十年亏钱也不会在乎，更多的是出于战略的需要。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金立群眼里，中海油的成功并不具有所谓里程碑似的意义，「只是因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体制改革」在会议中被反复提及，一跃成为最受瞩目的关键词。在首场关于「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主题论坛上，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直指「投资」这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隐忧重重。十二月七日，加拿大政府批准了中海油收购尼克松石油公司，并承担其庞大的债务。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高歌猛进十年，自信爆棚。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高污染、高耗能、高资源性」三高行业拉动，对出口和房地产严重依赖。
海外收购要在商言商在金立群看来，中国人老是开口闭口谈走出去的战略，让国外对中国投资兼并心怀不安。吴谈到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和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时认为，如果要激发公民创造财富和企业创新的动力，就要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有宽容的界定。
」然而改革并非易事，如何改，改多少往往是各方博弈的关键。人和方面，最近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好转。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告诉亚洲周刊﹕「我不看重经济增长的速度，我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主席黄孟复指出，政府在宏观的调控当中的主要做法是打政策「组合拳」，组合拳的效果最快，很短的时间就可看到改变。」吴敬琏分析称，中国储蓄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五十，但并非百姓储蓄率高，而是国家和企业的储蓄率高。」「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好，还有这么多人要想方设法移民海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抛出这样一个谁都不敢拿到?面上说的问题。
」市场经济要有活力，国企的改革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然而跨文化冲突、法律限制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不断的在为中国企业的热情泼冷水。
吴敬琏告诉亚洲周刊﹕「如果不断的强化政府对市场干预和控制，不断放纵国有企业垄断，最终形成的就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演讲时指出，发展模式造成财富分配不公。
「你们明明只是想赚点钱，干嘛老用战略吓唬人家。从短期看，经济增长缓慢会影响增加的就业岗位，从而影响百姓生活。
环境被严重破坏，低端产品的出口也占了世界约四成的比重，欧洲债务缠身需要长时间复苏，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几乎指望不上。据估算，十二五期间，海外投资将超过五千亿美元。「靠投资拉动经济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占比较低原因之一。很多中国企业不要讲战略，在商言商，不要增加人家的忧虑。
国家提倡提高消费，但是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无法消费，于是，政府发钱、免税，搞家电下乡等等，结果就是税收大跃进，「因为政府是一个皮包公司，它也不生产财富，他发钱发多了怎么办？就征税，这个都不是出路」。但此时，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这种增长模式已发展到头。
然而，海外投资的净收益在过去五年几乎都是亏钱的。然而对一个十年来都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保增长的国家来说，GDP的增长率一直牵动着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格局。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二零一三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改变「高污染、高耗能、高资源性」拉动经济模式。中共十八大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百分之七点五。
